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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公祠前新有咏

发布时间:2013-08-26 查阅次数:1171
   司马温公祠,也就是司马光墓,位于山西运城夏县,占地近50亩,分为茔地、碑楼、碑亭、余庆禅寺几部分。茔地位于右翼,禅院列于左侧,最前方碑楼,高大壮观,内有“司马温国公神道碑”,碑身厚硕高大,碑额“忠靖粹德”,系宋哲宗御笔,碑文为苏东坡撰并书写,驮碑的赑屃,据说是全国最大的。
    初知司马光,源于妇孺皆知的司马光砸缸;再识司马光,是学习王安石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和王安石变法中两人的争斗;这之后,1995年读了司马光的一万页的《资治通鉴》,感到读此书就用了一年,怪不得司马光编纂此巨帙史书用了19年的,搜集整理,甄别评断;怪不得睡觉要用警枕。外地朋友到三门峡,很多人问起司马光的,因为其生前自称“陕州人司马光”,陕州就是今天的三门峡的。

    站在司马温公祠前,听着导游的解释,才明白了司马光名字的来历,原来其父亲司马池在河南信阳光山县任县令,起名为光的;联想到司马懿是河南焦作温县人,明白了司马光死后谥为温国公,原来其先祖就是司马懿的弟弟、西晋宰相司马孚的。
    说起司马光,不能不说两件事,一是反对王安石变法,二是编纂《资治通鉴》。

   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写道:“等闲变却故人心,却道故人心易变”,用这句词来形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,再恰当不过。司马光与王安石,都是少年神童,文坛泰斗,政界新星,私交甚笃。都担任皇帝的侍从官,均蒙受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,又同与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。他们之间互相“倾慕之心,未始变移”。但是,好景不长,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了分歧。

   由于积贫积弱,国库空虚,宋神宗即位后,采纳王安石的建议,进行变法,这就是“熙宁变法”。司马光坚持自己的观点,反对变法,用激烈的言词弹劾王安石;而作为好朋友,他又3次给王安石写信,进行劝谕。王安石在与宋神宗的谈话中,力排司马光的非议,写下了著名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。就竭诚为国来说,二人是一致的,但在具体措施上,各有偏向。王安石是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、军事改革措施,来解决燃眉之急。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,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,即使改革,也定要稳妥。虽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破裂,但两人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。

   道不同不为之谋。 司马光看到王安石有宋神宗支持,无法阻止变法,便坚辞枢密副使,离开权力中心,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专心修史。司马光编纂《资治通鉴》的地方,是独乐园,位于今天洛阳龙门东边的偃师市诸葛镇司马村,我曾多次路过和去过该村,问起独乐园,无人了了。为什么起名独乐园,孟子曰:“独乐乐,不如与人乐乐;与少乐乐,不如与众乐乐。此王公大人之乐,非贫贱者所及也”,可见当时司马光政治上的失意和无奈。

   为了编《资治通鉴》,司马光倾注了大量心血,不但白天勤奋写作,晚上也很少休息。《资治通鉴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,记述了1362年的历史。全书共计294卷,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,力求真实,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。神宗以此书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,而命名为《资治通鉴》,并亲制序文。《资治通鉴》以前的历史典籍,多是纪传体,就是人物列传的形式,司马光按年编写,时间脉络更为清晰。

    王安石变法,由于过于激进,且用人不当,使得韩琦、欧阳修、富弼、范仲淹、苏轼、程颐等一大批忠直之士群起反对变法。神宗晚年,对王安石已经不再那么信任,王安石也退居江陵,但改革措施并没有废除。

   神宗死后,其子哲宗即位,因年幼,由太皇太后高氏秉政。67岁的司马光,在废除新法的浪潮中,担任相职,开始“元佑更化”,尽罢新法。王安石当时在南京,听说司马光执政,报复性地不加区分地一一废除新法,王安石说道:君实过矣!王安石背上的疮毒发作,使他倏然而逝。几个月后,司马光也耗尽了毕生心血与世长辞了。

  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有着磊落的襟怀,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,各项重大的分歧,都以维护宋王朝为出发点,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。司马光得知王安石逝世的消息后,深为悲憾,追赠王安石被正一品荣衔——太傅。

   事情远没有完结。哲宗亲政后,继承乃父遗志,改元绍圣,就是继承先贤的意思,重新启用王安石的学生章、蔡京等改革派 ,再推新法,将司马光与309名反对变法的朝臣列入“元佑奸党”,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 “奸党碑”,还将司马光墓前的巨碑推倒,司马光也成了奸相。哲宗死后,没有子嗣,由其弟端王赵佶即位,就是宋徽宗,也是继承乃父乃兄的未竟事业,推行变法。由于用人不当,重用蔡京、高俅等汴京五鼠,把个大宋朝闹得乌烟瘴气,最后靖康年间,徽宗及其子钦宗被掳金国,这是中原王朝的千古奇辱。这恐怕是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想象不到的。